在人人都能隨手拍下風景、回到室內慢慢整理的年代，藝術家劉晏嘉卻把自己拋回現場：不拍照、不靠影像備忘，而是站在樹下，一筆一筆追著光、追著風、也追著隨時可能落下的雨。他形容自己像「看天吃飯的農夫」——晴天清晨五點到場，天黑才收工；雨天就讀書、做筆記，讓節氣來決定今天該前進多少。這種做法聽起來固執，卻也坦率：如果自然每天都在變，畫畫就不該只是一種「把畫面完成」的技術，而是一種與變動共處的練習。



看天吃飯的寫生：不拍照，和天氣正面交手
「我對天氣很焦慮。」他說這句話時沒有想把自己講得浪漫，反而像在交代一個很實際的困擾：台北多雨，雲層說來就來，他常在工作室和現場之間來回奔跑，為了躲陣雨，一小時內衝刺八、九趟也發生過。旁人聽了覺得誇張，他自己倒像在說日常：「想把握那個當下，只能努力跑。」也因此，他的畫面節奏常被天氣「逼」出來。當他預感雨要來，筆觸會變得急、變得快，帶著強烈的即興感；相反地，當天氣穩定、光線拉長，他就能慢下來，把視線留在葉面轉折、陰影交疊的細部。
「現場會一直問你：你看到的是什麼？你確定嗎？你剛剛那個判斷，還成立嗎？」他說。那種在不確定裡反覆確認的過程，才是他真正想留下的。在他的經驗裡，環境也會直接改變畫布上的質地。潮濕陰雨天，壓克力顏料乾得慢，層層堆疊後形成濃稠、像泥土般的厚度；那種「脫泥帶水」的觸感，不是單純為了美感刻意追求的特殊效果，而是天氣留下的痕跡。「你需要在積極行動跟順勢而為之間切換。」他笑說，語氣像在描述一件無法討價還價的事：自然不聽人類安排，但正因如此，畫面才有真實的重量。
 

芭蕉不是靜物：時間累積後，形體開始「解體」
劉晏嘉長期以芭蕉為題材的「芭蕉樹系列」，始於2018年，2019年後進入連續創作。早期他採取定點觀察，試著把「眼睛所見」以自然主義的形式，盡可能誠實地留在畫面上；直到一次回老家，連雨三天後，他在第四天走回樹下，突然發現熟悉的形體位移了。「我那時才真的意識到，植物是在長的，整棵樹會慢慢旋轉。」他說，「原本的葉子會跑到另一個位置。」那一刻，他明白自己面對的不是一個可以被「固定形體」的物件，而是一段正在發生的時間。這個發現改變了他後來的畫法。到了2022年的作品，他刻意讓輪廓變得不那麼清楚，線條反覆疊加，形體像被拆開又重新組裝，呈現一種明顯的「解體」傾向。這並不是要把芭蕉畫得更抽象，而是要避免觀者用最快的方式把它變成一個符號。

「一旦你說『那是葉子』、『那是綠色』，其實很多感覺就被你關起來了。」他說。於是他選擇反覆塗抹、打磨、刮除，讓畫面保留過程的痕跡：不是芭蕉的肖像，而是他如何在每一次觀看裡修正、否定、再確認的路徑。談到線條裡那種緊繃的力量，他把原因指向自己的身體記憶：從國小到高中，他一直是體育選手，依序專攻桌球、短跑與健力。「舉起槓鈴時，大腿在極限邊緣被拉開的感覺，現在還在。」他說。當他描寫芭蕉葉片扭曲、轉動的姿態，其實像把衝刺前那一瞬間「準備炸開」的張力，移植到筆尖。他也因此堅持站著畫畫，因為坐著會限制身體，畫面需要他整個人投入——像跑步一樣，不能只用手。他甚至發展出一種近乎直覺的工作方式：有時閉上眼去觸摸芭蕉葉，看似光滑卻其實「刺手咬手」的質地，會在身體裡留下記憶，接著再被轉譯成畫面上的肌理堆疊。對他而言，繪畫不只是看見，更是觸到、扛住、再把那種感受慢慢變成可以被看見的東西。



平凡裡的神祕感：孤獨、信念，以及即將到來的展覽
近年劉晏嘉的思考，逐漸從技術與感官，轉向更深的提問：人為什麼要日復一日地做這件事？他提到英國畫家康斯塔伯（John Constable）帶給他的共鳴——不是宗教儀式，而是一種在自然裡感受「神祕存在」的態度。「我會在寫生時設想，好像有一個不可解釋的力量在場。」他說。芭蕉因此更像一面鏡子：表面上畫的是植物，真正牽動他的，卻是自我的生命意義與存在價值。他常在樹下工作十餘小時，持續不間斷，沉默得像在修行。「那種孤獨很大，」他坦言，「你需要一個東西讓自己持續思考與實踐。」所謂「超驗的設想」對他而言不是答案，而是一種支撐：當你把自己交給日常的重複與不確定，就得相信這些投入不會只是空轉。

談到即將到來的展覽，他希望把多年反覆推敲的成果集中呈現，也希望作品在空間裡保持一種「密度」——尤其是小尺寸作品，他想排得更緊一些，讓觀眾看見那種長年累積、反覆修正的軌跡。策展者則提醒，留出呼吸空間能讓觀看更舒適；他理解，但仍想保留某種壓迫感，因為那更接近他在芭蕉樹下的真實狀態：一種不停推敲、又不停被天氣打斷的勞動節奏。這不只是一場關於植物的展覽，更像是一份關於時間、身體與信念的總結。當觀眾走進展場，看見線條交錯、顏料厚積，聽見的也許不只是風吹過芭蕉的聲音——還有一位藝術家在自然面前，誠實、劇烈、但始終不肯偷懶的呼吸。